高杠杆股票投资从基围虾塘到候鸟天堂，香港藏着一个低调的宝藏保护区

发布日期：2024-09-19 22:42 点击次数：125

上世纪40年代，移民跨过深圳河，将先进的基围养虾技术带到香港西北角的米埔。他们的辛勤劳作，无意中为一个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的建立奠定了根基。

1983年，在基围虾塘的基础上，米埔自然保护区成立。40年过去，这里成为香港繁华都市侧旁一处迷你却极为丰富多样的自然生境地，呵护着定期到来的黑脸琵鹭、小青脚鹬、勺嘴鹬等珍稀迁飞水鸟，以及欧亚水獭、小灵猫、豹猫等哺乳动物。它不断将经验输出到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其他保护区，联手推进东亚沿海地区的候鸟与湿地保护。

盛夏时节，碧空如洗，保护区内绿意盎然。生态价值显著的红树、芦苇等是占据优势的植物，相比之下，高大乔木仅分布在一条主要道路沿线。“这些树一方面可以遮阳，另一方面也能遮挡人的行踪，减少对鸟的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米埔保护区高级保育主任（迁飞路线）郑玺说，保护区内只有这一条路上有些大树，因为水鸟不喜欢，“有树的话就方便猛禽停留，对水鸟是很大的威胁”。

在候鸟尚未到来的季节，工作人员抓紧时间进行清淤、除草以及各类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米埔自然保护区面积为3.8平方公里，加上内后海湾湿地，总面积为15平方公里，每年会迎来大约6万只候鸟。

1995年，米埔及内后海湾湿地正式被《拉姆萨尔公约》列为国际重要湿地。米埔自然保护区面积为3.8平方公里，加上内后海湾湿地，总面积为15平方公里，每年会迎来大约6万只候鸟。40年来，米埔自然保护区一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运营管理，目前，那里的五类湿地生境包括基围、淡水池塘、潮间带泥滩、红树林和芦苇丛等，不仅是包括多种鸟类在内的生物乐园和避难所，也是一个向公众提供生物多样性、环境教育及本土文化教育的“自然教室”。

东亚沿海的众多湿地，是数千万只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和越冬地，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生命线。7月底，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通过评审，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等5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申遗成功，令我国及东亚沿海候鸟栖息地再次得到广泛关注。在全球9条候鸟迁飞路线中，包括我国沿海地区在内的东亚—澳大利西亚（EAAF）一线，是鸟类数量和种类最多的线路，面临生存危机的物种也最多。多年来，米埔自然保护区与多个保护区展开合作，持续推进湿地保护培训、研究、环境教育和社区活动等。

米埔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部分是基围虾塘，体现出人与湿地动植物的共生发展。保护区建立之后，精细化、高频次的人工管理和干预依然不可或缺，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米埔保护区及迁飞路线保育项目总监文贤继告诉第一财经，所有基围每隔10年到15年都必须进行一次清淤，“湿地是快速发展演化的生态系统，需要采取一些主动的管理措施来减缓陆地化的过程。”在郑玺的指引下，第一财经记者看到，保护区内不同区域的植被和水位等，都处于精密的管理之下。

米埔斯科特访客中心也是亚洲迁飞水鸟与湿地保护的培训基地，文贤继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他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米埔自然保护区工作，负责湿地生境管理、区域湿地及水鸟保育和湿地管理培训等。在他的讲述中，米埔40年发展历程一一展现，人与水鸟、与环境的复杂互动，也生动地呈现出来。

1993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旱情没有缓解，内战还在继续，国际社会向苏丹提供的粮食援助变成了内战双方揪斗的工具。这一年，南非记者凯文·卡特和朋友一起踏上了苏丹的土地，眼前的惨相让他们终生难忘。

东亚沿海的众多湿地，是数千万只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和越冬地，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生命线。

从基围虾塘到国际重要湿地

上世纪40年代，移民把基围虾养殖技术带到香港。“他们清除一些红树林，用泥土修建堤坝。”粤语中的“基”，即普通话的“堤”，文贤继解释说，桑基鱼塘的基，和基围的基是同一个意思，“用堤围起来，出产的虾就叫做基围虾。从4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当地渔民都在这里养基围虾。”

与现在的高密度养殖方式不同，当年的养虾人将天然虾苗从海湾引入基围，每个基围都在靠近海湾的一侧设立水闸，通过水闸从海里引入虾苗。“基围与鱼塘有很大区别，基围里会保留一些植物，最初都是红树，后来有些变成芦苇，虾食用植物的落叶和腐殖质，以及从后海湾灌水带来的营养物质。”

养虾人通常在秋天和冬天引入天然虾苗，春天和夏天就可以收获。“晚上在水闸处下网收虾，第二天售卖，每年最多可以收90到100次。”秋天，人们把水位放低，捕获水里的大鱼，剩下小鱼小虾，因为水很浅，鸟来了就可以吃了。”这种传统的养虾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又能与鸟类共享，“传统的运作方式，是合理地、可持续利用湿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文贤继说。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农民、渔民纷纷进城从事报酬更为丰厚的工作，养虾人也越来越少。遭废弃后，海水带来的泥沙令基围逐渐淤积成陆，不再适合水鸟栖息。当时，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计划在香港本地开展环境保护项目，米埔就成为他们的目标。“当地渔民将基围的管理权交还给政府，政府再将21个基围租赁给世界自然基金会进行保护。”1983年，米埔自然保护区成立，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负责水鸟和红树林等生境的管理事务。

养虾人消失了，但基围这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仍存在于米埔自然保护区，是重要的文化保育对象。

养虾人消失了，但基围这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仍存在于米埔自然保护区，是重要的文化保育对象。文贤继告诉第一财经，米埔基围虾塘的运作已经成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的多位员工包括他本人都是这项非遗的传承人。

每年5月到6月是基围产虾高峰期。劳作过程如今转化为教育用途向公众开放，“他们通常在晚上5:30到米浦，先参观保护区，7点多开始向大家介绍、展示传统的基围收虾方法和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在社交媒体上可以找到完整的米埔收虾视频，新鲜出网的大虾引来孩子们一阵阵赞叹和惊呼，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确实是了解文化传统和自然保护的好方式。

湿地需要人为主动管理

养虾人离开米埔后，这片人鸟共生的湿地一度面临淤积成陆的危机。为何人类活动与湿地的关系如此紧密？记者探访中了解到，在米埔自然保护区，最重要的工作是清淤、微地形和植被改造，以及调控水位，要为不同的鸟提供最适宜它们的水深。这些工作在上海东滩等湿地保护区也同样重要。

人为干预对保护区有益无害，文贤继解释说，湿地是一个快速演替的动态生态系统，“我们说沧海变桑田，就是典型的湿地快速演化，河流带来泥沙，原来的海岸会逐渐淤积变成陆地，成为可以种植的田地，这是典型的例子。如果不干预，米埔很快可能会变成沼泽，多年之后可能会变成森林。”

米埔最初吸引到大批迁飞候鸟，与基围创造了适宜鸟类栖息的生境有关。保护区成立后，人工干预的存在也与米埔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保护目标直接相关。“我们（把人工干预）称为主动管理，即需要进行定期管理，这是米埔最常见的情况。”文贤继说，除了调控水位，还会定期清淤，所有基围每隔10年到15年，都必须进行一次清淤。此外，工作人员还会清理部分水面的植物。“这是做自然湿地保护时非常重要的观念，许多人认为保护区什么都不可以动，这种（不干预的）管理策略对某些生态系统来说是最好的管理方式。比如森林生态系统封山育林，不允许人进入，让它自己慢慢恢复。湿地是快速发展演化的生态系统，需要采取一些主动的管理措施来减缓陆地化的过程。”

文贤继强调说，泥沙淤积是米埔自然保护区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清淤工程只能在4月到10月进行，冬天鸟来了，我们不想带来任何干扰。”每年4月到10月，许多重型机械包括推土机和挖掘机出现在米埔，“最初很多公众人士不理解清淤工程，觉得为何会像建筑工地一样。通过后续的解释，现在大家已经逐渐了解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保护区也会主动沟通，在施工地点和官方网站公示何时进行施工，并说明为何进行施工。

在保护区内，不同生境都处在精密的管理之下。一片芦苇滩在水牛“同事”的卖力管理下，植被状态显著改变，更适宜某些鸟类。附近的一片水面，则人工种下咸水稻，待成熟后可供喜欢吃稻米的鸟类食用。

有厨房，也要有餐厅

后海湾（即深圳湾）目前有400多公顷红树林，是我国第六大受保护的红树林。红树依海而生，连接陆地，生物资源丰富多元，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后海湾的渔业生产力之所以那么高，吸引到大批候鸟栖息，红树林是根本原因。鱼、虾、蟹在那里栖息繁殖，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

除了红树，水鸟也是米埔湿地重要的保护对象。水鸟栖息需要开阔的滩涂、光滩，植被丛生反而不适合它们。“如果湿地的光滩全部长满红树，实际上鸟没有办法使用。”文贤继说，红树林相当于鸟的厨房，会有很多美食，红树林外面的光滩是餐厅，如果只有厨房，再多的东西没有端到餐厅，鸟就无法品尝。”保护区的工作，是要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维持平衡。

水鸟栖息需要开阔的滩涂、光滩，植被丛生反而不适合它们。

红树林持续向外生长拓展，正常情况下，光滩也会同步向外生长。但在米埔，“由于水文作用对海岸线的影响，目前滩涂并没有向外延伸。光滩新长出来的面积不大，原来的光滩已经被红树占据。厨房扩大，餐厅缩小也是个问题。”这就涉及通过主动管理维持平衡的问题，“（水鸟和红树林）两个都需要保护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如何取得平衡”。保护区采用最朴素的原则，即通过观察确定红树林的适宜面积。

同一片海湾

后海湾即深圳湾，这一片海域，连成片的红树林和自由穿梭边界的鸟类，港深两地的紧密合作顺理成章。

1983年米埔自然保护区创立，深圳福田自然保护区则于1984年创立，并于1988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一个海湾，鸟在不同潮位时飞到不同地方。”文贤继说，两个保护区一直互访频繁，交流合作经验丰富，会迅速分享有效的保护方法。

他举例说，福田保护区内有一些鱼塘可供鸟类栖息，但水位过深、生境单一，无法满足不同鸟类的需求。“我们分享了米埔基围的经验，帮助他们进行实践，包括鱼塘的规划和改造，比如将小鱼塘合并为较大的鱼塘，我们称之为高潮位时停歇的大鱼塘，因为水鸟喜欢开阔的中间位置，水浅又没有很多植物的地方。”经过改造，那些鱼塘成了适宜候鸟栖息的高潮位停歇地。

福田保护区的鱼塘区域生态修复后，水鸟物种组成和种群数量发生明显变化，官方资料称，“水鸟物种数量和种群数量分别增加了28种和13737只，春秋迁徙季水鸟群落的物种和种群数量也明显增加，而且水鸟群落的多样性水平有明显提高。”

后海湾即深圳湾，这一片海域，连成片的红树林和自由穿梭边界的鸟类，港深两地的紧密合作顺理成章。

经验分享是双向的，尤其在科技手段应用上，米埔自然保护区也在向福田保护区学习。保护区的基围设有水闸，传统方法是由人工开启控制。遇到天气不好有暴雨或台风时，人往往无法及时操作。“福田保护区有一个智慧水闸项目，可以远程自动控制。我们正在学习他们的智慧水闸技术。今年还准备进行实验，完成后可以自动将水位调到所需的高度，因为不同种类的鸟喜欢不同的水深，水位调控是保护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

谈到与深圳及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文贤继坦言，这是迁飞水鸟保护的必由之路，因为候鸟需要逐级迁飞，“对于水鸟而言，米埔只是他们迁飞时使用的其中一个地区，这意味着我们在保护水鸟时，需要与整个迁飞区进行协调。我们非常开心与通道上的同仁合作，中国现在有黄渤海栖息地，由于水鸟的重要性而成为了自然遗产地，我们也祝贺他们。”

自1990年起，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米埔自然保护区举办湿地管理培训计划，每年为来自亚洲各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湿地管理人员提供培训课程，分享米埔管理湿地的经验。“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栖息地管理、管理规划、环境教育等方面的经验，让其他保护区更好地发展。让水鸟迁徙时有合适的中途停歇地。”

米埔的培训课程吸引了来自上海东滩、江苏盐城等地的学员。“特别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区域项目与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管的3平方公里的北八滧的实验区，他们参考了我们的管理经验，包括整个动态管理方式。我们非常开心，这是米埔的重要作用之一。”第一财经记者曾数次赴崇明东滩北八滧自然中心采访，那里的探索对于东滩以及国内其他保护区非常有价值。

除了针对业内人士的培训，米埔自然保护区还面向公众开展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教育，包括土地利用、社区与城区发展、红树和湿地管理等主题。为了进行环境教育,米埔自然保护区在满足保护对象保护需求的前提下,建立了许多教育基础设施,包括访客中心及野外研习中心、观鸟小屋、基围博物馆、教育展板、自然小径、浮桥和木桥等。便利不同访客群体的同时，这些设施都尽量降低对鸟类的影响，比如观鸟小屋就建得比较低矮，并隐藏在植被间，窗户也比较小。“所有设备和建筑的理念都是越简单越好。由于资金有限，维护成本也非常高。希望能够使用简单的材料，尽量减少后期问题，避免后期维护投入太大。”郑玺说，保护区的很多设施都是上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建设的，基本不需要太大型的工程维护。

“每年大约有400个学生团到这里参观体验，公众人士也可以预约到米埔参观，了解湿地保护、自然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文贤继说，持续多年的各类体验活动和每年的观鸟大赛等，让很多人喜欢上鸟类，更关注环境保护，也有人后来就把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作为自己的志向和事业。据了解，保护区为学生团体提供的参观体验服务，

全新的米埔斯科特访客中心于去年落成。硬件设施水准显著提升后，米埔的鸟类、红树林还有落日、萤火虫等资源也将带来更好的体验，将吸引更多人关注鸟类、红树林和它们构成的独特生境。候鸟保护需要多地协作，米埔经验将如何继续推动迁飞线路上的生态环境改善，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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