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4-10-11 22:23 点击次数：133
裴雯
罗素曾经指出：在希腊文明兴起之前，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但其中却始终缺少某些因素，直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例如：埃及和巴比伦人已经有了算术与几何，但主要是凭经验的，而从一般的前提进行演绎的推理，是希腊人的一个贡献，恰恰正是因此才使数学运算变成了理论科学。[1](P24)
一、古希腊科学中具有现代科学的萌芽和基本方法
古希腊科学与现代科学存在着源与流的关系。英国学者基托曾幽默地写道：“假如泰勒斯能遇见一个十九世纪的化学家，并且听说构成世界的元素有六十七个（或不管是多少个），他会反对说，这也太多了。而假如他能碰到一个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家，并听说所有这一切真正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组合而已，他或许会回答道：‘这就是我经常说的’。”[2](P232)这一番话所暗示的正是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之相通。
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有几条十分重要的东西：
(1)宇宙是有规律的，它是遵循着法则的，因而是可以解释的。这一观念早在荷马时代便已产生。在荷马看来，在众神背后有一种幻影般的力量（尽管有时它被看成与众神同一），他称之为ananke，必然(Necessity)，这是一种甚至连众神也不能违背的自然秩序(Order)；
(2)万有，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万有，必定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可知的，并且是单一的，物质所显现出来的多样性，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终必复归于一。
(3)宇宙的本质是变化的，万物处在瞬息变幻的状态中。
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你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就是这一观点的表述[2](P228,232,235)。这些正是现代科学的基本观念。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上的共通性，从古希腊科学中便可以找到现代科学的萌芽形态和基本方法。波普尔指出：“也许巴门尼德并不是一位物理学家（不像他那些伟大的伊奥尼亚先驱者），但我认为他可以说已经创立了理论物理学。他提出一种反物理的（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非物理的）理论，然而这个理论却是第一个‘假设—演绎’体系，这是一系列物理理论体系的开端……”。“德谟克利特的变化理论对于物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德谟克利特的一切变化是必须用运动来解释的形而上学理论，却成为直到我们现代的物理学中默认的研究纲领。”“柏拉图鼓励制造世界的几何模型，特别是解释行星运动的模型。我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并非（为现在通常所假定的）作为一种经典几何学的运用，而是作为一种世界理论的研究原则。……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物理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吉尔伯特，他们离开亚里士多德转向柏拉图，企图用宇宙论的几何方法来代替亚里士多德的质的实体潜能。的确，这就是文艺复兴（在科学上）的基本意义：几何学方法的复兴，它成为欧几里德、亚里斯塔克斯、阿基米德、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尔、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著作的基础”[3](P110,113,123)。
这些，表明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早期希腊哲学家在试图理解与解释自然界的时候，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原始的神话创造者们的解释体系，他们用一些简单得多、也更容易理解的体系向传统挑战，而“我们所称为‘科学’之区别于旧的神话，不在于它跟神话截然不同，而在于它伴有第二级传统——对神话进行批判讨论的传统”[3](P178)。古希腊人的这一发展为现代科学“猜想—反驳—证伪—创新”这样一个思考过程奠定了基础。可见古希腊人的概念和理性中包含了现代科学的内核要素。
二、古希腊科学与哲学是协同演化而共同繁荣的
东方的科学是出于实践的需要，是由经验的积累而成的，只有应用科学而无理论科学，甚至只有技术而无科学，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科学与哲学是分家的。东方早期的哲学大多是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而自然哲学则是较晚的时期才出现的。这一特点正好同希腊早期的哲学相反，希腊哲学同科学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在古希腊，正如罗素所说：“科学的每个领域都开始于哲学的探索。”[4](P3)从根本上说在于科学、哲学是同源的，它们都孕育于巫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
这一点，不仅为人类学家、文化学家所证实，也为科学史家所认同[5](P27)。从性质上说，巫术是一种操作系统，其目的在于控制自然和驾驶自然。在这一点上，它与科学有了共通之处，弗雷泽认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变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它们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巫术同科学一样都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6](P76)巫术作为原初的社会意识形态，以自己所独具的方式对自然、人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充斥着神秘性，并把种种因果关系看作是由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控制的。
尽管如此，它的解释功能却使它与哲学也有了共通性。弗雷泽说：“巫术，是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6](P20)这种陈述所包含的解释性，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原初的哲学。由于发生学上的同源性，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几乎是二合一的。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同时也是第一位科学家。不仅如此，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物理学家”，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专著也被称为《物理学之后诸篇》（即中译本《形而上学》）。
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反映了哲学不仅是一个解释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而且它对自然、人事所作出的解释，往往蕴涵着真理，这便使它同时也是一个前科学系统，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真理往往出自哲学的思辩性的猜测；另一方面，正如希腊人所指出的，哲学是为其自身需要的一种猎奇活动，而科学精神则是一种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执着，正是这种猎奇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的寻根究底的执着，产生了科学。
法国学者韦尔南指出：“公元前六世纪初，在伊奥尼亚的米利都、泰勒斯、阿拉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人创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他们把自然当作对象，进行了非功利性的系统考察和总体描述，对世界的起源、构造、组织以及各种天气现象提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完全摆脱了古代的神谱和宇宙谱系的戏剧性形象：……对于神话思维来讲，日常经验要与诸神‘最初’完成的典范行为相比较，才可能获得说明和意义。在伊奥尼亚人那里，比较的基准被颠倒了：最初的事件和产生宇宙的力量是依照人们今天观察到的事实来设想的，属于一种类比性质的解释。”不仅如此，“‘逻各斯’仿佛突然脱离了神话，就像盲人突然看见了光明。这道理性之光被一劳永逸地揭示出来，似乎应该始终不断地照耀人类思想的进步。
伯奈特写道：‘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为后来的科学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7](P90)早期的希腊哲学诚如波普尔所说的那样，多数是发明出来的“新的神话”。例如：泰勒斯说：“大地像一条船一样由它下面的水支持着，而当我们说发生一次地震时，大地是由于水的运动而摆晃。”[3](P194)
按照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大地……不由任何东西支持，但由于它同一切其他东西的距离都相等，所以它保持静止不动。它的形状……像一只鼓……我们在它的一个平面上行走，而其他人正在相反的一面”[3](P194)。
阿那克西美尼认为空气是宇宙的始基。这空气在种类上是不定的，但因其所具有的性质而定，一切存在物都由空气的浓厚化成稀薄化而产生。运动是永恒的。大地的第一次进于存在是由于空气的压缩。大地是扁平的，因此为空气所支撑着。至于太阳、月亮和其他星辰，都是从大地产生出来的：所以他把太阳看成一块土，由于它的运动而获得一种完全相称的热[8](P12)。诸如此类的奇思妙想，我们自然只能把它视为“新的神话”，因为它是不可能借助观察而获得的，也不可能加以实证。然而值得重视的则在于：(1)他们所作出的这种种猜测本身不但需要类比，需要推理，而且还必须通过思维活动进行论证，而这种辩证的思维活动只能在思维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这样，抽象思维便得以发展起来。(2)随着抽象思维的发展，前逻辑思维便必然为逻辑思维所取代，正是这个缘故，“逻各斯”也具有了新的含义。最初的"logos"是指“讲话”、“话语”，而此时则具有了“知性”、“理性”的意思。不仅如此，逻各斯还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
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驶一切的思想”[8](P18,22)，也就是逻各斯。(3)一个“新的神话”一旦被制造出来，必然引起人们的批判讨论：由于思辩思维、理性思维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工具，因而在相互辩难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对方，而使用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这就是演绎法和归纳法日渐成熟起来。凡此种种所导致的结果，便是理性主义的形成，科学的必由之路便是由此而开拓出来的。
三、古希腊的科学发展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民主的城邦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归纳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惊奇、闲暇和自由。他说：“因为人们是由于惊奇才开始研究哲学”；“哲学研究的开始，只是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用提供快乐，也不用满足必须，科学才最先被发现。”[9](P20,25)这也是科学产生的条件。古希腊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民主的城邦政治恰好提供了这些条件。
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像一根楔子直插于地中海，使它成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一个枢纽。一方面通过基克拉底斯群岛和斯波拉底译斯群岛而与安那托利亚高原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罗得岛、西利西亚、塞浦路斯、叙利亚北岸而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保持着联系，它的正前方则是埃及，与之保持联系更为便利。正是这种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但可以充分吸取各文明古国的文化，并且通过多种文化的接纳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革新和变易。众所周知，古希腊的文字来源于腓尼基，几何学、天文学等来自巴比伦和埃及，至于冶炼等等科技也多半是从周边地区传来的，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古希腊在文化的发展上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地位。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古希腊人的思维习惯和思辩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中海式气候的特点之一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比较温暖，寒冷的季节较为短暂，因而希腊人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户外。他们终年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嬉戏于自由的大海边，这便使他们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展。并且，正如黑格尔所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的有限的圈子。”“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10](P134)而这便塑造了希腊人开朗、快乐、勇敢和热爱自由的性格。
希腊人的生活在通常的情形下极为简朴，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很早就鄙弃贪欲；不为发财而忙碌，闲暇时间也就很多。于是，户外活动便成了希腊人的主要生活。“在户外度过闲暇，不论是城里还是乡下的希腊人，就可以通过与伙伴们持续的谈话来培养其才智，改进其礼俗。很少有哪个民族这样酷爱交际”[3](P37)。然而不仅如此，对于活泼、勇敢而又自由的希腊人来说，他们虽然爱好精神上的享乐，但更喜欢精神上的冒险，去探索那些令人惊奇而又不得其解的事物。正是这样产生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
显然，要使这成为现实仅仅依靠地理环境乃至生活方式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政治环境是压制性的，即使希腊人有闲暇，爱冒险，他们也很难突破思想上的禁锢。不过，民主的城邦政治的出现使他们获得了良好的文化环境，韦尔南说：“在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7](P37)城邦政治从根本上、亦即以法定的形式，使所有自由人都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称为“波里斯”(Polis)，“公民”称为“波里德斯”(Polites)，清楚地表明了公民与城邦的关系。
既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是公民，他们在社会地位上、政治权利上都应该是平等的，从而也就消除了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对公民而言的，生活在雅典的外邦人和奴隶没有这种权利）。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执政的同等权力，城邦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就具有了完全的公开性。尽管在城邦的政体上发生过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僭主政治交替出现的情况，但是公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社会活动的公开性所导致的便是民主性。这种民主性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表现在宗教的世俗化上，由于宗教的世俗化，人们才逐渐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控制，为探索世界提供了可能。在公开化、民主化的条件下，使得“……话语具有了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希腊人后来把话语的威力变为一种神：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7](P37)。
话语成为了“在公民大会和法庭斗争中克敌制胜的武器”[7](P38)，由于话语具有了这些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古希腊所特有的修辞学和论辩术；在争锋相对的讨论、争论、辩论中，一方要压倒另一方，所需要的不是哗众取宠，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话语的的逻辑力量；这促进了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的日渐形成和成熟。当讨论、争论、辩论成为“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的时候，是否“持之有效，言之有理”便成了衡量是非、正误的标准。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权威和权威的教条自然丧失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取而代之的则只能是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正义。
古希腊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所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既反映在梭伦所说的“我制订了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规定了公平的正义”这一言谈中，也表现在克利斯提尼所诉求的不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还必须是“权力平等”这一政治改革的举措上。由于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好奇心的驱动下，那些渴求真理而又勇于冒险的哲学家（科学家）们也就获得了种种独特、新颖、大量的思想，并成为“哲学—科学”园地里的色彩绚烂、美不胜收的奇花。
四、古希腊科学的衰落是思想自由的丧失所导致的
希腊古典时期是“哲学—科学”兴起和繁荣的时期，到了希腊化时期哲学日趋衰落，科学仍在继续发展；这一势头直到基督教兴起、并取得了对西方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时才停顿下来。在古希腊科学中理论科学一枝独秀，而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则相对滞后（医学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希腊人所追求的只是知识，而对应用不感兴趣，甚至加以蔑视，柏拉图便严厉地非难科学实验是渎神的，机械技术是下流的。[5[(P67)。
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用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改进的应用科学到了希腊化时代才有了很大的改变，亚历山大城成为这个时期科学思想和科学研究的中心，托勒密王朝在这里建立和资助了一个巨大的研究中心——亚历山大博物馆，理论科学、应用科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丹皮尔誉为“古代世界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近代型物理学家”的阿基米德，在数学、力学、流体静力学等等方面都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他所发明的作战机械，把罗马人阻于叙拉古城外达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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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基督教取得西方世界精神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哲学、科学都成为了宣扬其教义、证明其教义的真理性的手段后，古希腊科学便开始停顿下来，明显的例证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竟然成为了阻止科学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古代知识的集大成者，是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除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外，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动物学、生理胚胎学等诸多论著，并且自他开始，初步形成了科学分类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政治学》、《伦理学》、《诗学》等专著。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成就太大，威望太高，因而被基督教会赋予了权威的地位；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伴随基督教神学的神圣性也获得了神圣性，科学家便只能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去生活，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其结果使科学停顿不前，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就成为禁锢科学的桎梏。
罗素作过评论到：“亚里士多德的优点是极其巨大的，……他的缺点也同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对于他的缺点，他的后人却要比他负有更多的责任。……他的权威性差不多始终是和基督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地不容置疑，而且它在科学方面也正如在哲学方面一样，始终是对于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自起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1](P60)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一直有点阻碍进步，主要由于他们的门徒们的盲目和奴性的教条主义，……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复活标志着与亚里士多德决裂而向柏拉图回归”[4](P102)。
萨顿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历史具有两重性：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群众的历史，而精神的历史大体上是少数个人的历史。……第二种历史的发展很不引人注意；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历史几乎是秘密的。……我这里指的艺术、科学、正义感、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和进化。这些财富是许多个人创造的。凯撒和拿破仑没有千万人的合作不能实现他们的使命；斯宾诺莎、牛顿、巴斯德却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事业。”[11](P53)正因为科学的创造、精神文化的创造是由个人完成的；而他们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创造，便在于他们有“创造性直觉”的冲动；而他们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冲动，则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
所以思想的自由对于创造性活动而言，便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如果人的思想受到束缚，他就会不去想不被认可的或不全礼教的东西，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变得麻木，即使他具有创造性潜能，也会因而丧失。
任何一种科学创新都是独到性的，开拓性的，它所需要的不仅有猎奇的热衷，还需要有冒险的精神和勇气，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他不但不敢作，甚至也不敢想，而只能在被禁锢的圈子里讨生活。对于真正的科学而言，他的独到性、开拓性不但很难为世人所理解和接纳，甚至往往还会被世人所误解而遭致诋毁和抨击，只有那些摆脱了名利枷锁，不计较毁誉得失，也不畏惧世俗偏见和权威观点的人才可能具有这种科学所必须的精神，其基础就是思想的自由。
哲学—科学之所以诞生在古希腊，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古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不仅在行动上是自由的，而且在思想上也是自由的。正是由于他们有这种思想的自由，才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播下了种籽。而后来，思想自由开始丧失，古希腊的科学就走向衰落了。
古代希腊科学的这些特征对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希腊古典文明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也是有一些启发的基金配资平台哪个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